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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毛泽东的三次对话

1644年,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崇祯皇帝在景山公园自杀,明朝被宣布死亡。坐在大顺王座上的李自成开始陶醉在被山誉为“万岁”的温暖气氛中。他的下属们竞相赞美成就,纵情享乐。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一个多月,大舜被清朝推翻,吴三桂被赶出北京。这次失败的历史教训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他多次提醒共产党人要从中吸取教训,其中三个对话最为著名。

郭沫若与毛泽东半个世纪的友谊。

1944年,在纪念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300周年之际,郭沫若写了一篇题为《沈嘉300周年》的文章,重点分析了明朝276年灭亡和李自成政权恢复的原因,并给出了如何避免政权由盛转衰和人民死亡的答案。这篇文章首次在重庆《新华日报》的四期连载,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未来的思考。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把郭沫若的文章视为珍宝,并指示有关部门立即出版。中共中央的官方报纸《解放日报》于1944年4月18日和19日重印了全文。该报在其编者按中称赞道:“沈嘉300年牺牲的优点和力量在于它不仅仅是将历史与现实相比较。郭先生的文章充满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热爱,但他只是科学地解释历史。延安新华书店总行和解放区先后发行了单独的小册子。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一个新的考验,即能否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重蹈胜利的覆辙。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关心,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郭沫若《沈嘉三百年牺牲》一文的深刻意义,并将其纳入重要整风文件,让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向延安高级干部作“学习和现状”报告时,列举了党因历史骄傲而遭受的四大损失的教训,强调“全党同志都要从这几次骄傲和错误中吸取教训”。最近,我们发表了郭沫若关于李自成的文章,这也是对同志们的警告,不要重蹈胜利的覆辙。”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政治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全党“首先,高级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什么有利形势和实际胜利,无论在党和国家工作如何,受到高度尊重,都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学习的态度,决不能得意忘形,忘记原因,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不久,林曲波从延安飞往重庆。他亲自告诉郭沫若,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把“三百年牺牲沈嘉”作为党的整风文件,向延安和解放区学习和广泛散发。8月下旬,郭沫若从周恩来延安的客户那里收到一本印在陕甘宁边区淡蓝色马兰纸上的小册子《献给沈嘉的300年祭品》。郭沫若深受鼓舞。幸运的是,他的文章满足了党和人民的需要。那天晚上,他逐一给毛泽东、周恩来和延安的其他朋友写信,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鼓励。1944年11月,毛泽东回信给郭沫若,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把“三百年沈嘉牺牲”作为整风文件,并说:“小胜利意味着骄傲,大胜利意味着更多的骄傲和一次又一次的损失。如何避免这种麻烦确实值得注意。他还指出:“虽然我努力工作,害怕出错,但问题可能来自某个地方。"你看到任何错误,希望随时知道。"这种对话被后人称为“沈嘉权利”。

1945年7月,毛泽东与到访延安的黄炎培亲切交谈。

1945年7月,黄炎培等六人作为国民政府成员访问了延安。黄炎培和他的团队在延安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街上还有一个意见箱:“每个人都可以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他们还指出,“毛泽东在这里叫毛泽东,他的头衔不常使用。”黄炎培通过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多次长期会谈,对他们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说:“在我看来,毛泽东先生是一位富有思想、精英和勇敢的高管。朱德一见如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怀德、聂荣臻、林彪和刘伯承...先生们(许向倩先生生病期间没有见过面)无法摆脱普通人想象中的霸道态度。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绅士都从他们的安静和诚实中获得了一些安静,没有任何粗暴和傲慢的外表。真是个惊喜。”

当黄炎培和他的团队准备返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感觉如何。黄炎培坦言:“我已经活了60多年了。我所听到的,我没有听到的,我亲眼所见的,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繁荣昌盛”和“死亡突然”。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地方,甚至一个国家,许多单位都没有能力跳出这个循环率。一天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全神贯注于每件事,不管发生什么,没有人不努力工作。也许在那个时候很难,也很难,只能从死亡中找到生命。然后环境逐渐改善,精神逐渐低落。有些是自然惰性的,因为历史悠久,从少量变成大量。然而,即使大气得到了培育,它也无法逆转,也无法补救。也有“未能成为一名政府官员”、“未能成为一名政府官员”和“追求荣誉和耻辱”的历史。简而言之,没有办法摆脱这种循环率。从过去到现在,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所有成员都有一个简要的了解。人们希望找到一条摆脱这种循环率控制的新途径。”

毛泽东自信地回答,“我们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可以跳出这种循环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当人民监督政府时,政府才不敢放松。只有当每个人都站起来承担责任时,人们才不会失去政治兴趣。”在黄炎培看来,“这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一切都公开给每个地方的每个人,每个地方的人和每个人才能得到东西”。用民主打破这种循环也许是有效的。”这段对话被后世称为著名的“洞穴对”,因为它发生在毛泽东居住的洞穴里。毛泽东视黄炎培为朋友,黄炎培也视毛泽东为知心朋友。在风格随和亲切的毛泽东面前,黄炎培可以畅所欲言。

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晚明农民起义军队上演的悲剧是毛泽东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如果说防止自负、自满和精神懒惰是李自成的答案,那么“民主”从另一个角度回答了永远不会重复历史错误的对策。两个答案,一个是具体的,另一个是宏观的,都与周期率有关。毛泽东对黄炎培的问题有了答案,坚信他找到了一条摆脱周期律统治的新道路,这是对李自成历史教训的一种改进。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毛泽东在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基础上,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醒全党:“我们很快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也许有些共产主义者从未被敌人用枪征服过,在这些敌人面前,他们无愧于英雄的称号。但是他们承受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他们将在糖弹面前输掉这场战斗。”为此,他向全党发出号召:"确保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确保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在会上还建议:不要过生日,不要送礼物,不要敬酒,不要鼓掌。不要指名道姓;中国的同志不能和马、恩、烈、脊柱相提并论。毛泽东的提议不仅赢得了全党的一致支持,而且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一项规定。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是一种乐趣。今天是进入北京‘考试’。如果我心情不好,怎么去北京‘赶考试’周恩来微笑着回答:“我们都应该通过考试,不要回来。”毛泽东说:“如果你回来,你会失败的。我们永远不会是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试考得好。”这段对话被称为“正确的考试”。毛泽东认为来北京就职是“去北京参加考试”,并告诉大家去北京参加考试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成为第一”,另一个是“著名的孙山”。“成为第一”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进入北京通过考试时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点名孙山”自然会和李自成一样,后果不言而喻。

出发前一天,毛泽东曾问首席监护人李银桥,“你打算怎么进城?”李银桥说:“所有东西都打包好了,随时可以移动。”毛泽东指着李银桥的寺庙说:“小心不要被资产阶级涂上糖衣,也不要成为李自成。”他还召集了中央直属单位和安全部队的干部,对他们说:“我们要进入北京。”我们不是从李自成进入北京的。他们进入北京后变得腐败了。我们的共产党来到北京,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根据毛泽东卫兵的记忆,在开往北平的火车上,毛泽东又提起郭沫若的《献给沈嘉的300年祭》,并警告大家:“这只是阅读的开始。这篇文章将被永远阅读。”直到党中央到达香山的临时住所,毛泽东一路说,“不要当李自成”。

由此可见,当毛泽东说“去北京参加考试”时,他并没有说他是在单独听周恩来说话。他向全党发出了强烈的警告。毛泽东的“去北京参加考试”不仅指临时考试,还指没完没了的考试。当前,党迎来了近70年执政的重要历史关头。面对长期执政向执政转变的重大考验,习近平总书记一次又一次来到西柏坡,提出“赴京考”的历史话题。他诚恳地警告全党,“考试”远未结束,“考试”将永远在路上,通过我们党正在进行的“考试”,并将很好地经受各种考验,并努力作出优异的回答。它传达的政治意蕴是,中国共产党要正视新时期的执政困境,用“决心考”、“态度考”、“勇气考”锻造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完成“去北京考”的持续奋斗。

(作者吴璇: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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